唐代茶饮如何走向了边疆塞外?

2023-04-12 12:37:54来源:道中华微信公众号点击:

  唐代边疆游牧民族日常饮食多为乳制品和肉制品,蛋白质和脂肪的含量很高,少食维生素含量高的蔬菜等食物。茶作为一种饮品,有降脂肪、促消化的功效。回鹘、吐蕃、南诏等边疆少数民族与中原文化接触过程中,各阶层饮茶的风习逐渐普及,越来越依赖中原输入的茶叶以满足迅速增长的消费需求,甚至到了“一日无茶则滞,三日无茶则病”的程度。

  01

  茶入回鹘:喜大普奔用名马换茶而归

  《洛阳伽蓝记》记载南朝大臣王肃奔仕北魏,带去了饮茶的习惯,却遭士子们嘲笑,这说明北魏之人已经了解茶,但在当时当地饮茶还是很罕见。随着南北朝的融合特别是隋唐的统一,南方的饮茶风俗在北方得到广泛传播,《封氏闻见记》便有记载,灵岩寺僧人在坐禅时不能睡觉、不能吃晚饭,但是可以饮茶,后来无论何地僧人都携带茶,煮茶喝,最后饮茶成为了一种风习。

  唐朝北方饮茶风俗的兴盛,带动了西北边境饮茶风俗的兴起。据考古发现,新疆的唐墓出土文物中,有一幅绢画《对棋图》,上面画着一个手捧茶托端茶献茶的侍女,说明茶叶贸易和饮茶之风尚已深入到新疆地区。中唐时期,中原的饮茶风习已经在西北边疆得到进一步传播。

  少数民族地区对丝、绢、茶等物品有强烈的需求,中原地区也想获得马匹,以物易物性质的开边互市在唐代发展起来。唐德宗贞元年间(785—805年)有明确记载,西北边疆的回鹘已经与唐朝建立茶马互市,封演《封氏闻见记》说:“往年回鹘入朝,大驱名马市茶而归,亦足怪焉。”“亦足怪焉”说明当时人们对茶马互换这种交易之法,已经见怪不怪了。从“大驱”一词中,也可以推见,当时回鹘到内地一个急切的愿望,就是购得茶叶、满载而归,一旦完成这个使命,则有普大喜奔的感受了。

  02

  茶入吐蕃:和亲与大量涌入的内地茶叶和茶具

  唐贞观八年(634年)松赞干布派使入长安,对唐文化进行观摩,吐蕃大约此时方知有茶叶。李斌城认为西藏茶风的形成主要得益于唐朝的和亲政策,即贞观十五年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、景龙四年金城公主嫁给赞普尺带珠丹等,两位公主入藏将茶带入高原。1328年索南坚赞撰写的《西藏王统计》印证了文成公主对茶在藏地传播的贡献:“茶亦自文成公主入藏土也。”这条记录出现得较早,很多学者都予以采信。

  《汉藏史集》中记载了两则与茶有关的故事传说。一则讲述都松莽布支原先体弱多病,一日偶然尝了小鸟衔来的一种树叶,顿觉得神清气爽,便命心腹大臣四处寻找访,后来在中原找到,大臣带了一大捆回来,赞普将其煮饮,身体一天天好起来,于是将其作为上等保健之品,这便是茶。

  另一则故事则是吐蕃大臣吞弥·桑布扎奉松赞干布之命创制藏文,苦思不得解,一夜,梦见一老妇人,问老妇人到何处去。老妇人曰:“我从萨贺尔来,到吐谷浑去。”又问:“路上带有什么口粮?”答:“有茶叶。”吞弥醒来时顿然醒悟,跟老妇人的梦中对话中有天竺字母里所没有的6个字母,遂创制藏文30个字母。吞弥生活在7世纪,曾是松赞干布的七贤臣之一。这两则故事证明茶在7世纪已经传入西藏,且在西藏文化中拥有比较重要的地位。

  7世纪末到8世纪,中原茶叶大量传入吐蕃。随着茶叶的传播,西藏的茶具制造业也发展起来。《汉藏史集》中便有记载,都松莽布支听说中原有叫“碗”的茶具,于是派出使臣前往中原求碗。唐朝皇帝派了工匠到西藏,工匠分别原料的好坏、清浊,制成兴寿等六种碗。

  《汉藏史集》中还提到茶在内地僧侣中的传播:买茶叶的,卖茶叶的以及喝茶的人数目很多,但是对于饮茶最为精通的是汉地和尚,此后噶米王向和尚学会了烹茶,米扎贡布又向噶米王学会了,这以后便依次传了下来。噶米王就是赤松得赞(742—797年),汉地僧侣既然向赞普传授烹茶之法,在进行佛法交流时,那自然也会吐蕃僧侣传授。吐蕃最后一位赞普朗达玛在位时,大举灭佛,寺院被毁,僧人还俗,但烹茶之法和饮茶的习惯不可能舍弃,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加速了茶向民间的迅速传播。

  从《汉藏史集》的记载可以看出,藏人对茶的认识已经比较深刻了,他们按照茶生长的环境、土质、施肥种类以及茶叶品种和制作工艺的不同,将茶分为16种,并对每一种茶从色、香、味、功能等角度详细辨识。

  21世纪以来,与茶叶有关的考古取得了重大进展,突破了传统史籍的记载,将茶叶传入西藏的时间大为提前。阿里地区故如甲木寺遗址,发现了西藏迄今为止最早的茶叶遗物。通过碳14测定,证明故如甲木寺遗址出土茶叶距今约1800年左右。

  这表明至少在1800年前,茶叶已经被输送到海拔4500m的西藏阿里地区,当时丝绸之路有一个分支可能穿越青藏高原。这也说明早在唐代以前,汉藏之间已经有着十分广泛而深入的经济文化往来,其深度和广度可能远超传世文献的记载。

  03

  茶入南诏:中土早期饮茶之风的“活化石”

  茶向西南地区的传播,在唐代以前就有记载。东晋常璩《华阳国志》中提及西南地区茶叶的种植已经形成一定规模。陆羽《茶经》所记载的黔中道(贵州地区)产茶区主要分布在思州、播州、费州、夷州,并且茶的品质较为上乘。唐代对黔中道(贵州地区)内的少数民族同样施行了羁縻政策,设置了五十个羁縻诸州。与这些州相互对照,我们发现这四个产茶区都不在羁縻之列,这客观上说明唐代黔中道(贵州地区)的茶叶种植主要分布在汉族聚集区,少数民族居住地则较为少见。

  开元二十六年,唐朝派使者入云南,持节册封南诏皮逻阁为云南王,为西南之藩屏。南诏向大唐朝廷进献之物中并未见茶的影踪,但樊绰《蛮书》明确记载:“茶出银生城界诸山,散收无采造法,蒙舍蛮以椒、姜、桂和烹而饮之。”蒙舍主要是指云南地区的少数民族,银生城界诸山大体位于今天的云南思茅和西双版纳地区,他们已经在开发利用茶,但并未将之进献朝廷,这说明茶在南诏的地位并不高。

  另一方面,采、造在《茶经》中是重点强调的,标志着唐代对茶开发利用的成熟,但《蛮书》称蒙舍并无“采造法”,这说明从饮用方法来看,当时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对茶的利用尚不成熟。魏晋南北朝时期,茶都是和佐料一起煮饮的。《蛮书》所记载云南饮茶之法与魏晋南北朝饮用方法极为类似,这又说明当时云南边疆少数民族饮茶受到汉文化的深刻影响。

  但中唐之后,姜茶与其他调味品混合引用的方式得到革新,皮日休《茶中杂咏》认为陆羽引领了饮茶方式向煎茶法的转变。尽管汉文化饮茶方式不断更新,但由于地域阻隔以及生活习惯的适用性等原因,混饮法引入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后,得到了保留,没有随着中原饮茶文化继续演进。不仅是唐时的蒙舍,边疆地区到现在为止一般都不泡清茶,都要在茶中加入佐料。如蒙古族人的奶茶、藏族人的酥油茶、土家人的擂茶等。这是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茶文化的第一个特点。

  唐代中原文化饮茶的第二个特点也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得到了留存,他们所饮之茶多为砖茶(紧压茶)。《茶经》记述“饮有粗茶、散茶、末茶、饼茶者”,饼茶便是紧压茶,如唐代的蒸青团饼茶和宋代的龙团凤饼。这种茶经过蒸青、磨碎、压模成型而后烘干制成,有防潮性能好、便于运输和储藏、茶味醇厚、适合减肥等特点,很受边疆少数民族的欢迎。

  当饮茶风俗向边疆塞外的少数民族聚集区进一步深入传播,他们对茶叶的需求迅速增加。但由于边地并不出产茶叶,这就促使他们汇入唐王朝的茶叶经济贸易网络之中获得茶。《茶谱》载:“又有火番饼,每饼重四十两,入西蕃、党项,重之。”毛文锡所记载是唐朝覆亡后五代时期的情形。据此,我们可以推断在当时饼茶已经大量向边疆地区贩运销售了。

  (本文系国家社科重大招标项目“‘一带一路’视野下西南茶马古道文献资料整理与遗产保护”阶段性研究成果。)

  作者简介:

  

  宋时磊,武汉大学茶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、副主任,兼任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学术委员。主要研究方向为茶文化史,在《历史研究》《中国经济史研究》等学术核心期刊发表茶史及茶文化论文、译作70余篇。出版《唐代茶史研究》等学术专著2部,主编教材和论著3部,参编教材2部。刘梦灵,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研究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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